译史||谭载喜:中国翻译研究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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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0月4日是我一生中难忘的一天。这是在参加天安门广场国庆晚会三天后,我们这个由来自九所大学、外交部和其他下属单位的24名年轻学生组成的小组于晚上10点从北京经卡拉奇飞往布加勒斯特搭乘一架罗马尼亚航班,然后飞往目的地伦敦,开始了一直渴望的出国留学生涯。正是因为这次宝贵的英国留学之旅,我才有机会从一开始就跟随祖国改革开放的脉搏,见证和体验过去40年中国翻译研究领域的开放、继承和演变。为此,我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

学术收藏与海外回归

他在英国学习了三年。第一年,他在伊利亚高等教育学院(现为西伦敦大学)学习英语语言和文学;第二年,他在伦敦中部理工大学(现为威斯敏斯特大学)学习英语语言学;第三年,他专门从事翻译研究,这些研究后来被埃克塞特大学归类为应用语言学的分支。受一个从小在外交部做翻译的邻居的影响,我非常渴望翻译工作。因此,自从我高中毕业,被直接选到湖南师范大学学习英语,我就一直专注于翻译和翻译课的学习。虽然大学毕业后没能成为专职翻译,但也因为这次难得的出国留学机会,他心中的翻译梦想开始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慢慢融入祖国改革开放后翻译研究的发展潮流。

我记得那是1979年3月,当时雪融化了,春天变暖了。伦敦理工大学现代语言学院的翻译讲座由著名的英语翻译理论家彼得·纽马克教授主持,他当时是该学院的院长。特邀演讲者是尤金·奈达(Eugene Nida),美国圣经学会翻译部主任,著名翻译理论家。那时,我在学校学习语言学,毫无疑问,我成了上课的学生之一。虽然国内大学所学的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包括翻译实践的内容,偶尔在学校、实践或讲座中提供一两次翻译讲座,但当时中国的这类翻译相关课程基本上在翻译实践课的范围之内,学习对某一句话、某一个词是使用直译还是意译,以及严复的信、达、雅。此外,严复谈论最多的问题似乎总是离不开直译和意译。因此,伦敦中部理工大学的翻译讲座不仅是我从奈达先生那里听到的第一次,也是我听到的第一次,这不同于我以前在中国听到的翻译讲座。那时,作为一名中国学生,我来自一个刚刚开始对外开放的国家。由于国内长期封闭,我自然对国外的学术发展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包括翻译研究、奈达本人和他的翻译思想,这些在国外早已闻名。因此,奈达在舞台前所说的基本上是我从未听说过或接触过的。它属于一个全新的知识领域,极具吸引力。再加上演讲者释放出的那种笑、聪明、幽默的气质,我感到兴奋。正是那次非同寻常的演讲让我进入了当代翻译和翻译研究的海洋。这让我进一步明确了我在翻译和翻译研究的道路上前进的决心。与此同时,我的脑海中开始形成这样一种想法:回国后,我会把从国外学到的外国翻译研究带回祖国,介绍给国内那些当时信息渠道不太畅通的同行。我会尽我所能翻译和介绍外国翻译思想,使我们自己的翻译研究现代化,促进中外翻译研究的交流,并做一些实际和个人的工作。

因此,我是自1980年末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批从国外拿到硕士学位回国的人之一。从1981年到1991年,我出版了20多种翻译和翻译研究著作,其中包括奈达的翻译(Nida's Translation),该书于1984年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后来于1985年冬季在香港商务印书馆市场部获得“十大畅销书”的称号。此外,还有《西方翻译简史》和《翻译研究》(2000/2005),它们于1991年出版,并于2004年被教育部推荐为《研究生教材》,截至2016年已重印七次。《翻译与翻译研究导论——认知、视角和主题》(2012)、《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寻求与发展》(2017)、《幸运的吉姆》(Lucky Jim),1983年湖南人民出版社重印的“英国广播公司英国100部最伟大小说”之一,后来被译林出版社多次转载等。

过去值得回忆的事件之一是我对奈达“翻译科学”、“动态对等/功能对等”和“读者反应”三个概念的认知和翻译。这三个概念是构成奈达翻译思想的核心概念。这是我把他的翻译理论和思想翻译成中国以来最有影响和争议的外国翻译思想之一。与此同时,自从1979年我第一次参加奈达的讲座,直到2004年我最后一次见到这位西方翻译理论大师并在罗马国际会议上与他交谈,我已经邀请他进行了10多次面对面的采访,并与他谈了最多的翻译理论话题,包括他1983年访问北京外国语大学时与他的讨论,当时他邀请我去中国北方听他的第二次讲座。1985年,当他和他的妻子奈达访问南京大学和南京金陵神学院时,除了演讲之外,他们还邀请我和他交谈。以及他三次来我的学校和我简陋的住所与我交谈和交流。

当然,三四十年后的今天,奈达的翻译思想及其思想中的概念早已为英语以外的中国人所熟知。本文无意或不适合在此讨论这些概念引起的各种争议。不过,我想在这里指出,特别是对于奈达的“翻译/翻译科学”(translation science/translation)(翻译科学),无论我们是否同意它的含义,或者我们是否同意将英文表达“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translation”翻译成“translation science”,我们都不能不回到奈达自己表达的基本立场,即奈达认为翻译是多方面的,它既是艺术,也是技术和科学。因此,有时在他与自己的直接对话中,他带着玩笑和赞赏说:许多人甚至称他为“翻译科学之父”。需要一次又一次指出的是,当我们肯定或赞扬奈达的理论时,我们需要意识到其可能的局限性和缺点,而不是盲目地追随。然而,当我们批评其局限性或缺点时,我们不能提出不负责任的指控,拒绝那些本来是合理的部分。特别是在后奈达时期,有些人经常批评奈达的一些核心理论,甚至完全否定它们,如他上面提到的“动态对等/功能对等”和“读者反应对等”,但却没有提出或想出更好的理论和思想来作为替代。这是我国在接受或不接受外国翻译思想或传统翻译思想时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改革开放成就了中国翻译研究的发展

从上述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的个人学术轨迹来看,不难看出,没有祖国的改革开放,在英国学习和回国就没有什么贡献。从大的角度来看,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今天中国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其中无疑包括中国翻译研究领域的辉煌成就。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祖国的全面改革开放导致了翻译学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中国的出现及其在今天的不断演进和发展。

回顾过去40年,中国翻译研究的发展速度、规模和成就前所未有。作为当代中国翻译研究独立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它的开始时间可以说有三个相互关联的标志:第一,从纯时间的角度来看,它始于1980年。今年,中国翻译杂志的前身《翻译通讯》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编辑出版发行。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现了成立于1950年、关闭于1952年、恢复于1953年、最终关闭于1954年的《翻译通讯》(Translation Bulletin),但1980年出版的《翻译通讯》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休眠”后,只能被视为《翻译通讯》的延续。然而,毕竟,名称、编辑政策、出版政策、管理属性和期刊内容都发生了变化。因此,应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正是这本1980年出版的《翻译通讯》真正点燃了中国翻译研究的光芒。其次,从专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当代中国翻译研究大发展的开始年份是1983年,因为在那一年,《翻译通讯》作为协会的刊物移交给中国翻译协会,并于1986年更名为《中国翻译》(Chinese translation)。这标志着中国的翻译和翻译理论家们已经有了自己的专业和理论领域来讨论组织结构中的翻译问题。第三,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看,中国翻译研究的巨大发展始于1987年第一次全国翻译理论研讨会的召开。我记得这次会议主要是由《中国翻译》编辑部的罗金德和高峰筹备的。会议于7月在青岛举行。在会议的第一天,我有幸被邀请分别与刘米青先生和其他几位学术前辈及同事发表演讲。围绕“建立翻译学”的主题,阐述了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学科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相关演讲发表在《中国翻译》(1987年第3期)和《外语》(1988年第3期)上。刘米青先生演讲的内容主要涉及翻译研究的中国特色以及如何开展翻译研究。同时,我还在《外语教学与研究》(1987年)和《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进一步分析和探讨翻译学的性质、内容、任务、研究方法和方法。此后,与翻译学相关的各种问题相继被摆在国内翻译研究者面前,引发争议。这些问题包括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是否建立(或发展)翻译学,翻译学的性质,翻译学的中国特色,是否引进以及如何引进和对待外国(尤其是西方)翻译理论等。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在1987年至1988年上述会议上的发言和期刊文章代表了继20世纪50年代初董秋思提出建立翻译理论之后,另一个建立翻译学的明确建议。虽然霍姆斯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论文《翻译研究的名称和性质》中阐述了将翻译研究确立为独立学科的想法,但我们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霍姆斯在1972年丹麦哥本哈根第三届应用语言学国际会议上发表的相关论文中,讨论了“翻译研究”作为独立学科的发展,但正如芒迪所指出的,该论文实际上在出版之初鲜为人知。直到福尔摩斯在1986年去世,两年后,他的纪念收藏品“翻译”完成了。《文学翻译与翻译研究文集》于1988年正式出版,其影响开始逐渐显现。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在《必须建立翻译研究》(1987)一文中回顾国内外翻译研究的发展时,没能读到和触及霍姆斯把翻译研究发展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思想。因此,无论如何,20世纪80年代我们再次提出中国必须建立“翻译学”,这不仅符合翻译研究发展的历史趋势,而且对中国新时期翻译研究的兴起和翻译思想的觉醒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巴斯内特和勒菲弗尔在评论翻译研究的发展时指出,翻译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西方翻译研究的发展与中国翻译研究的发展是一致的。如上所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家全面改革开放的发展,在审视翻译研究的过去成就和未来方向时,我们可能会为此感到自豪。

对外开放的中国翻译园

回顾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甚至独立学科的发展,我们可以总结我们在许多方面的成就。首先,让我们谈谈对当代翻译理论和外国(特别是西方和苏联)思想的介绍和研究。它的规模之大足以被视为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翻译研究发展的一个主要特征,或者说是中国当代翻译研究发展的第一个重要成就。从1980年第3期《翻译通讯》首次出版的王一凡的翻译文章《西方文学的翻译》,到1983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的第一部外国翻译理论集《外国翻译理论评论集》,再到后来翻译或编译出版的各种外国翻译理论专著,包括《奈达翻译理论》(谭在熙编,1984年),巴楚达洛夫的《语言与翻译》(蔡仪、俞杰、段景华编,1985年), 施泰纳的《巴别塔:文学翻译理论与研究》(庄毅译,1987年),加奇吉拉泽的《文学翻译与文学交流》(蔡毅,余杰编,1987年),让·德里尔的《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法》(孙辉译,1988年),卡特福德的翻译语言学理论(默里译,1991年)等。 后来,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等出版社购买了外国版权,以外国翻译研究系列的形式在中国重印发行了60多部外国翻译理论英语作品——无论是通过翻译、编译、评论还是直接引进外国(特别是西方)的翻译理论成果。这些无疑对更新我们的学术思想,促进国内翻译研究的建立、建设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即使对于那些拒绝外国翻译理论的翻译学者来说,大规模引进外国翻译理论和思想也使他们意识到,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翻译研究中有许多不同的理论范式和思维方法。因此,我们的翻译理论意识已经觉醒并稳步提高。大多数译者,尤其是翻译研究者,已经逐渐意识到翻译是一门人文学科,需要遵循规则、方法、理论和原则。对于这一事实的认识和理解,我们当然应该感谢我们在翻译领域的前辈们在意识形态上的贡献。这些开创性的翻译思想体现在古代智谦的“不修饰文学而遵循原作原则”,道安的“五失三难”,玄奘的“需要真实而庸俗”,严聪翻译的关于译者职业要求和人格完整的“十大法则”和“八大准备”,严复的“信、达、雅”,鲁迅的“宁信不守”的“异化”观,傅雷的“神似”和钱钟书以及当代学者对前人思想的梳理和整理(如罗张馨、马祖义、刘敬之等的努力)。),我们在觉醒和提高理论意识方面有一定的基础。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可否认地应该感谢外国(主要是西方和苏联)的翻译理论和思想。不管我们接受与否,这些非民族的“外来”元素和“外来”思想和理论至少呈现出与我不同的参照系,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理论翻译范式和方法,从而引发了中国人对翻译神话不同而深刻的思考。虽然我们不应该也不能完全照搬外国翻译理论和观点,但其中许多对我们是有益的,但我们不应该拒绝它们。

近40年来我国翻译理论的发展证明,国外翻译理论和思维方法为我们的研究提供的积极能量远远超过了可能的消极影响。虽然西学东渐,而不是从东方向西方学习,但这一翻译理论反映了西方或欧洲中心主义的现实影响,更不用说“权力关系”或“权力政治”的因素了。当我们发现“别的山有很多石头”,为什么我们不能“好好想想虞舜”?应该说,当代中国翻译领域出现的各种外国翻译词汇、思想和概念,如“源文本”、“目标文本”、“翻译对等”、“功能对等”、“读者反应”、“文本接受”和“文化转向”,恰恰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山之石可以攻玉”。外国翻译理论和思想的影响可以是积极的影响。它拓宽了我们对翻译研究的视野,激发了我们对翻译问题的创新思维,在短时间内促进了中国翻译研究的现代化,促进了中国翻译研究的不断发展。因此,它值得我们充分承认。

母语翻译研究的显著成就

中国翻译研究发展的第二个重要成就是翻译作品和文章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出版,逐渐显示出本土翻译研究发展的强劲势头。在过去的40年里,除了上述翻译和引进外国翻译理论的大规模出版活动之外,当然还有成千上万的非翻译本土翻译研究的出版。每年,讨论翻译实践或理论的各种文章不仅出现在中国主要的翻译研究专著中,如前面提到的《翻译通讯》(Translation Newsletter),后来更名为《中国翻译》,还有《中国科技翻译》(成立于1988年)和《上海翻译》(原名《上海科技翻译》(成立于1986年)。它于2005年更名,语言与翻译(成立于1985年)、东方翻译(成立于2009年)等。它还广泛发表在其他外语和语言研究、语言学、比较文学杂志和许多大学期刊上,包括外语教学和研究(成立于1957年,1966年至1977年关闭)。它于1977年恢复出版,《外语》(首次出版于1978年)、《当代语言学》(语言学数据最初出版于1962年,作为汉语的补充(创建于1953年),1966-1978年停止出版,1978年以语言学趋势的名义恢复出版,1980年更名为《外国语言学》。从2000年起,它将更名为现在的名称,《外语与外语教学》(创办于1979年)、《外语杂志》(前身为《黑龙江大学学报[外语版》),创办于1978年,2000年更名为现在的名称,《中国比较文学》(创办于1984年)、《外语研究》(创办于1984年,前身为《华南与外国杂志》),他于1987年更名, 外文与翻译(原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成立于2000年,2014年获准更名,《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成立于1980年)、《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成立于1978年)、《Xi外国语大学学报》(成立于1993年)等。

在这里,还必须特别提到在台湾和香港有影响力的几个翻译出版物:第一,《台湾汇编和翻译评论》(2008年首次出版);第二,香港《翻译季刊》(1995年首次出版)和《翻译杂志》(1997年首次出版)。这些出版物严格按照国际期刊惯例运作,发表了许多高质量的翻译文章,为中国翻译研究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另一方面,40年来出版的各类译学书籍也不在少数,包括译学专著、文集、会议论文、译学词典、译学百科、翻译教材,以及成百上千的译学硕博学位论文等。据许钧等提供的数据,在1979至2008的30年间,正式出版的翻译研究书籍总共有1,600多种,其中大部分发表在1990年以后的时间里。以各类译学书籍的分布比例计算,翻译教材或教学用书最多,占总数的52%;其次是译学论文集,占13%;再次是翻译技巧书或翻译手册,占10%;然后是翻译理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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